張學良晚年90

 

「郭冠英事件」前的下午去隔鄰書店買所須,瀏覽書架時看到「張學良口述歷史」不加以思索立即買下。接著「事件」由端倪發展成為風暴,而書本我也看得大半部。政客在電視上的吵鬧與名嘴半調子評論多不敢苟同,且個人我對「事件」頗為郭冠英抱屈。今借此角發疏我心意並對郭冠英聲援,我贊同「言論自由」,而以我中國台灣有那些私心政客為恥。

  

我希望我也能以「我就是范蘭親」而自豪,郭冠英女兒 - 郭采君的一文『松花江上』最能表我心聲,而文中的一段述說尤為傳真。為支持與聲援郭冠英,摘錄原文如下。

  

一部未完成的回憶錄『張學良口述歷史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遠流出版

側記:『松花江上』郭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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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歷史不是小學課本講得那麼簡單。張學良不是壞人,「西安事變」是改變了歷史,但並不是蔣介石必然失敗的因素。國共是兄弟閱牆,但也曾共禦外侮。最近國民黨黨史會公佈,他們還欠毛澤東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當然,我爸爸現在說,他那時的小學課本雖然簡單,雖然片面,但大體仍算正確,是一部簡單的中國歷史,不是現在我這一代所讀的否定中國的歷史、從異族角度來寫的無根的偽史。可以這麼說,我爸爸小學讀的歷史充滿著技術性、枝節性的錯誤,現在臺灣小學生讀的歷史是有著基本性、史觀的扭曲。我爸爸那個時代教育出的是批頭腦有點不清的中國人,現在臺灣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國的外國人。

  

我也是一個熱愛中國真正愛台灣的二代外省人「范蘭親」

 

一部未完成的回憶錄『張學良口述歷史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遠流出版
側記:『松花江上』郭采君

 

松花江上

 

歷史如果是個胡桃核,我就是我爸爸的胡桃鉗(nut cracker)。

 

一九九三年,我九歲,一個可愛的女孩,如果那年舉辦奧運,我有資格去唱《歌唱祖國》。我爸爸想叫張學良喜歡我,喜歡我們這一家,開口講出更多的歷史,因為沒有人有這個機會,沒有人比我爸爸更有這個機會而又知道要認真的把握它。

 

我爸爸不只是為了記述歷史,他想把握歷史、導引歷史。他想叫張學良回家鄉,想為我們中國的近代史最重要、最戲劇性的篇章,留下一個完整的結尾。想給一段中國人最多談述的故事,留下一個或許是老套,但是一個喜劇的結局。就如童話故事的結尾…「王子與公主役來…。」

 

我與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愛國的工具。他要我們唱《松花江上》。那首歌,對一個八、九歲的小孩來說,很難唱。他要我們唱給張學良聽,要為那個機會做準備。可能在張學良離 開大陸後就沒聽人唱過這首歌,我們要唱給他聽,打動他被禁錮的心靈,希望他能說:「好,走,備馬。」

 

我爸爸想做那牽馬的人。

 

我爸爸在作統戰。他要統戰張學良,他要統戰一切與張學良有關,能夠影響張學良的人。團結他們。

 

是基於他對張學良的愛嗎?有一點,是基於對打開胡桃核的好奇嗎?有一點,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基於他對我們國家的愛。他的愛很深,我們體會不到他的愛,我們只知道他很認真的,要我們唱好這首歌,他把歌詞的意義講給我們聽,要我們瞭解,要我們感受到國家之痛,國家之愛,告訴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上一代的國難家仇,我們這一代人的何去何從。

 

二OO四年最後一天,他帶我到了松花江邊,走上了冰凍的大江。

 

誰教導我爸爸要愛國,我們是中國人?蔣中正。我爸爸被教育說,我們的國家遭到大下幸,都是因為共匪竊據了大陸,共匪本來已該滅亡,就是因為「西安事變」。張學良是國家的罪人。因此,我爸爸對國家愛,就對張學良恨。在找見到張學良那個年紀,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壞人就是他。

 

「這個壞人現在在哪兒呢?」我爸爸的小學老師來自竹東,她說他住在他們那個鎮再往裡面去的山中,那裡叫清泉,但當我爸爸聽到張學良這個名字的時候,張學良已離開了山裡,回到了人間,他與蔣介石的恩怨,已基本結束。

 

但是找爸爸小學課本中的第二號壞人楊虎城呢?他的老師答下上來。

 

「枕中不眠尋詩句,誤把溪聲作雨聲。擁被推敲難入夢,靜聽頭前溪水聲。」一九六四年,葛樂禮颱風,清泉破沖毀了,現在,新竹縣政府要出錢把那個日本房子修復,把張學良當初的照片佈置起來,把我爸爸的紀錄片放出來,不是做為歷史恥辱柱,也不是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只是想做點生意,吸引大陸的觀光客來看。

 

後來,我爸爸離開了新竹,到臺北上大學。他進了一個匪情研究所深造,那個研究所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在臺灣,研究共匪也可以當博士的。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他的老師有的也是共匪,他後來一交跌進匪窩,竟然成了共匪。人家叫他郭匪。他原來是來消滅共匪,結果他發現國民黨原來也是共匪,是赤黨。如此認定他們的是張作霖,中華民國的元首,張學良的爸爸,那張作霖是好人?

 

我爸爸本來訓練來做特務,結果他反因此開了眼界,看了機密,其實只是些掩蓋的常識,成了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

 

他發現歷史不是小學課本講得那麼簡單。張學良不是壞人,「西安事變」是改變了歷史,但並不是蔣介石必然失敗的因素。國共是兄弟閱牆,但也曾共禦外侮。最近國民黨黨史會公佈,他們還欠毛澤東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當然,我爸爸現在說,他那時的小學課本雖然簡單,雖然片面,但大體仍算正確,是一部簡單的中國歷史,不是現在我這一代所讀的否定中國的歷史、從異族角度來寫的無根的偽史。可以這麼說,我爸爸小學讀的歷史充滿著技術性、枝節性的錯誤,現在臺灣小學生讀的歷史是有著基本性、史觀的扭曲。我爸爸那個時代教育出的是批頭腦有點不清的中國人,現在臺灣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國的外國人。

 

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經驗裡,他在矯枉過正,他想撥亂反正。他愈是發現更多的歷史錯誤,愈覺得張學良是個好人,甚至偉大,一心純潔,只知愛國,愈覺得蔣介石陰狠量窄,多疑好殺。在我爸爸的心目中,忠奸正邪在轉變著。他說他用手搖開了歷史(圖書館書庫的移動書架),在那一大堆標示著機密的書中,看到楊虎城全家被殺,連八、九歲的稚子也下免時,他淚涔涔如雨下。他那時剛生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貴。

 

我父親這時候發現,歷史就在他身邊,他看得到張學良,碰得到面。最先是一九七0年,他在同學王一方的家裡,那時他對張學良的看法還沒轉變,只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後來我爸爸繞下一大圈,飛出了臺灣,鑽進了書堆,回來告訴王一方:「張學良非常重要,你的責任重大。」

 

張群曾對張學良說「你是個寶。」我父親發現這個寶,是因為他讀通了歷史。

 

是王一方給了我爸爸這個機會,他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我爸爸一直感激他,感激到那點小抱怨也微不足道。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機會,與張學良做較長的口述時,王一方要出去玩,催著結東,說:「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沒想到他卻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災中燒死了。青山遺恨,我爸爸很懷念他。

 

我爸爸是在大學中結識了王一方,他們很快成為好友。王一方的父親是王新衡。張學良正負責「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時,王新衡做科長,兩人相交。一九六O年張學良放寬管制,准予來臺北居住,蔣經國負責張學良的安全,王新衡銜命與張學良來往,他們與張群、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定期聚首,我爸爸就是這樣在王家看到了張學良。

 

在我爸爸最崇拜張學良的日子裡,他甚至幻想要解救張學良。他要為歷史撥亂反正。「西安事變」改變了歷史,他也要改變那個因改變而被懲罰、被阻隔的那段歷史。他想著如何繞過警衛,他沒想到他最後會與警衛組長李震元認識,李組長還對我爸爸很好,我爸爸也給他做了口述。不但如此,我爸爸還給他之前的各個組長——段毓奇、熊仲青部做了口述歷史。最有名、最被醜化的劉乙光,他的兒子劉伯涵也把他們家的故事全告訴我爸爸,還給了我爸爸劉乙光的日記。還有組員張行端、司機龔永王,都很樂意的講出他們那一段的歷史。我爸爸把這些口述都寫了下來,剪入他的《世紀行過》的紀錄片中。他們的歷史,比起張學良來說,或許很微渺,或許只算雞犬附麗,但仍足道。見微知著,從那裡面也可以看到大歷史,甚至旁觀音清。

 

這裡面對我爸爸最好的是熊仲青,他是隨護張學良最久的人,有三十年,他死前還抓著我爸爸的手說:「郭先生,你很好。」

 

他們是壞人嗎?是大陸歷史書中所說的兇惡特務嗎?如果張學良是好人,那看管著好人,

隨時奉命就要殺掉好人的人是什麼人?這些人後來成了愛護他的長輩,他們信任他,把他們的故事說給他聽,他們本來或是敵人,後來竟成好友,歷史到這裡要怎麼解釋?如何定位?

 

這也像今天保護「中華民國」,保護那面中國旗,重新給蔣介石公正評價的,仍然是中國人。禮失求諸野,只要野是自己同胞,野沒破異族侵佔,我們仍是一家人。家務事、兄弟事,總會有個道理,是非暫時擺著,只要劫波過去,終能一泯恩仇,共建家園。

 

到了八O年代底,王祈衡死廠,蔣經國死了,張學良,這個「民國的光緒皇帝」,仍健康的活著,雖然一道無形的圈子仍畫在那兒。張學良身邊最親信的人是王一方,我爸爸可以真正認識張學良了。我爸爸不但進入了一個歷史的寶庫,他還想儘量打開庫門,叫對張學良歷史有興趣的人,渴望苦、爭相想在他們畫的史龍上點眼的人,進到這個寶庫。我爸爸下想在歷史知識上藏私,他只想為國、為張學良,留下這一段歷史,找誠心看待這段歷史的人來記下這段歷史,來填空,來補白。他自認為只能做書僮和參謀,他最大的目的,還是想請張學良回家,回東北。

 

因此,我和我哥哥努力的在唱著《松花江上》。

 

這時候,我也看到張學良了,但我對他一點不注意。那幾年的大年初一中午,王一方會請他大學的一位女同學全家來他家過年。王奶奶很喜歡這個女同學,她的先生是馬英九,當時還是陸委會副主委。照例,原來這頓飯是請張學良夫婦的。我們家通常是他們吃完了飯才去,我爸爸藉機與張學良談話,我們小孩領了壓歲錢就跑開了。在桌上,我爸爸會問:「張伯伯,幾時回大陸啊?」趙四就打斷了說:「上帝那兒才是我們的家。」趙四是生怕張學良又回到人間,我爸爸是生怕張學良進了陰間。因此,我爸爸與趙四的矛盾比與警衛都來得大。趙四不喜歡我爸爸,但她還喜歡我媽媽,因此,我媽媽也成了我爸爸的統戰工具。

 

終於,一九九三年,好像是一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走進了張學良大屯山下的家,我媽媽送了她插的花,我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們在張學良耳邊唱了《松花江上》。他耳朵不好,但我想他聽得清楚,我們唱進了他的心裡,我們把他心扉打開了—點。

 

那天晚上,他很高興,他又做了個手帕免子,在我的鼻子上抓了一下。他給我寫了「愛人如己」四個字。最後帶我到壁爐前,打開了蔣夫人送他的銅馬車燈,他說:「當心,你看,—會兒馬車就會跑啦。」

 

後來張爺爺坐馬車跑了,我們家出國,我再也沒有見到張爺爺了。

 

我爸爸還在努力,他找了周聯華牧師、郝柏村等任何有影響力的人,仍在想辦法勸張學良回鄉。張學良也很想回鄉,他曾說:「國家有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被劫持去到的中國那一小塊上地,後來又被日本人占了,他的國家沒有了,他沒有用了,他又體弱老殘,最後竟無力點那完整的句點了。死前他在夏威夷,他的看護林淵泉,那位小孩時從清泉就跟著他出來的人,推他散步。他說:「我要到那邊去。」看護說:「好,到那邊紅綠燈,我再推您過去。」張學良說:「不是,我要到那邊去。」看護這才知道,他說的是東北。我的爸爸這時又幻想了,如果他在張學良身邊,他一定會說:「好,張伯伯,我去安排,我們儘快就走。」

 

這就是我的故事,我唱《松花江上》的故事,我爸爸愛護張學良的故事。沒有人教我爸爸如何去做口述歷史,他也沒什麼口述歷史的技巧可以野人獻曝,他不是學歷史的,不是歷史學者,他只是個中國人,想愛國,想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知道他面對的是段重要的歷史機遇,他要把握它。他得到張學良的喜歡,這點我也有點力量,取得張學良的信任,他問出了一些關鍵性問題,或許在那周恩來的三個電報中已有,記載得很詳細,但張學良親口說出來,總算拍了板。

 

他或算是個記者,趙四為此防著他。因為在長久的幽居經驗中,秘密就是安全,一有風吹草動,頭上懸的那把刀或就會掉下來。

 

但我爸爸主要不是做口述歷史,那是唐德剛要做的,我爸爸只是把最好的醫生的履歷開出,由張學良去選而已。他最大願望是請張學良回家,這點沒能做到,當然是大遺憾,但我爸爸知道這些是歷史遺留的因素所造成,這些因素又相互影響,包括出現我爸爸這種狂熱希望他回鄉,又能貼近他身邊的人。經過這段遺憾,使我爸爸體會到,這還是個國家衰弱的問題。國家弱,就會挨打,就會有日本侵略,就會有臺灣割讓,痛苦到今天還沒解決,還在成為中國要富強的一根芒剌,就會有皇貼屯、九一八、安內攘外、西安事變、抗日救亡、二二八,就會有唱《松花江上》、《意勇軍進行曲》,問:「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蔣介石、張學良,只是任這個暴力侵略之下,兩個中國領導人物不同的應對和因此發生的衝突,誰是誰非,誰對誰錯?還要從整個大勢大局來看才比較清楚。這裡面沒有好人、壞人,好人也會做壞事,壞人也可能功垂不朽。張學良一會兒說他沒錯,一會兒又說他是罪人,還是罪魁·一切正邪對錯還是要看你如何判斷國家利益,如何做有益於此的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會反過來驗證影響了歷史的詮釋,人常說「以古鑑今」,事實上「明常監占」。以前我爸爸要撥亂反正,要矯枉,就會捧張眨蔣。他愈是崇張,愈是惡蔣,但等更瞭解了歷史,看得更深,更高,又覺得蔣介石其實仍是國家英雄,他想做好,認真努力,真是愛國。我父親現在成了一個保蔣音,尤其當倭寇在惡毒的反蔣去中之後。

 

老實說,以上的很多話是我爸爸說的,我並下太懂,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愛國,為什麼那就叫愛國?十五年前那個晚上,我記憶很深,因為我父母那天慎重其事,我又練了《松花江上》那麼久。或許,我要再年長些,再對我們的國家瞭解多點,才能瞭解今天我為什麼站在這裡,將來我要站在哪裡?只有瞭解了這些,體驗了一段的人生,找或許才能瞭解那個晚上的意義,那對我爸爸的意義,對我的意義。我想,那是份驕傲,但我要真正瞭解,才會感到驕傲。

我的最基本瞭解,也是我爸爸一直教導我的,也是我爸爸《世紀行過》紀錄片最後的一句話,張學良最得意的一句話。那就是,「夜殺其夫,明坐其家。」張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權助來瀋陽弔喪,說盡了好話,告訴張學良不能易幟統一。張學良說:「林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確,但你忘了—件事,你忘了,我是個中國人。」

 

這一點,我一直沒有忘記。

 

*本文為郭采君二OO八年十一月於復旦大學口述史會的講話

 

TPEY

 200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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