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精神」

瑞典沉船華薩號,我個人認為最具有資本主義代表性之歷史古抄物。

 

近年喜讀有關人類進步歷史書籍,特別是論述中國近代史者。為生與時代動盪尾的年代,都想知道父輩當年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故也常詢問「資本主義」是什麼?中國近代史學家黃仁宇的書我全部都拜讀過,進而延伸閱讀的相關的書更有一本名「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鉅著。但仍不能清楚簡單說明「資本主義」,直到日前做資料查尋無意間看到下文,心喜故貼文以饗與我同樣有疑問者。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9%AC%E5%85%8B%E6%96%AF%C2%B7%E9%9F%A6%E4%BC%AF
主題引述
「資本主義的精神」定義
韋伯將「資本主義的精神」定義為一種擁護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想[24]。韋伯指出,若是只考慮到個人對於私利的追求時,這樣的精神並非只限於西方文化,但是這樣的個人—英雄般的企業家(韋伯如此稱呼他們)—並不能自行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資本主義)。韋伯發現這些個人必須擁有的共同傾向還包括了試圖以最小的努力賺取最大的利潤,而隱藏在這個傾向背後的觀念,便是認為工作是一種罪惡、也是一種應該避免的負擔,尤其是當工作超過正常的份量時。「為了達成這樣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納了資本主義的特質,能夠以此支配他人」韋伯如此寫道:「這種精神必定是來自某種地方,不會是來自單獨的個人,而是來自整個團體的生活方式」。

 

原文出處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最初德文版本的封面。韋伯的論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9]。一些人認為這本書不是對新教的詳細研究,而其實是韋伯後來的著作的介紹,尤其是他對於許多宗教思想和經濟行為之間的互動的研究。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提出了一個知名的論點: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19]。一般宗教的傳統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務,尤其是經濟成就上的追求[23],但為什麼這種觀念沒有發生在新教裡發生呢?韋伯在這篇論文裡解釋了這個悖論。

 

韋伯將「資本主義的精神」定義為一種擁護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想[24]。韋伯指出,若是只考慮到個人對於私利的追求時,這樣的精神並非只限於西方文化,但是這樣的個人—英雄般的企業家(韋伯如此稱呼他們)—並不能自行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資本主義)。韋伯發現這些個人必須擁有的共同傾向還包括了試圖以最小的努力賺取最大的利潤,而隱藏在這個傾向背後的觀念,便是認為工作是一種罪惡、也是一種應該避免的負擔,尤其是當工作超過正常的份量時。「為了達成這樣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納了資本主義的特質,能夠以此支配他人」韋伯如此寫道:「這種精神必定是來自某種地方,不會是來自單獨的個人,而是來自整個團體的生活方式」。

 

在定義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後,韋伯主張有很多原因使我們應該從宗教改革運動的宗教思想裡尋找這種精神的根源。許多觀察家如孟德斯鳩和濟慈都記載下新教和商業精神發展之間的密切關係[24]。韋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義—尤其是喀爾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經濟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動,將這些行為賦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義[19]。這並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標,反而像是其副產品—這些教義和指示所根基的內在邏輯,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勵了對於經濟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計畫。一個常見的例子便是新教對於製鞋匠的描繪:一個縮著身子專注於製鞋、將整個人努力貢獻給上帝的人。

 

韋伯稱他放棄了對於新教的進一步研究,因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爾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專業的神學家已經展開了另一本書的專門研究。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這篇論文已經提供了一個相當廣泛的觀察點,使他能夠在接下來的研究裡繼續比較其他的宗教和社會[25]。現代所稱的「工作倫理」這一詞便是源自韋伯所討論到的「新教徒倫理」。不過這一詞不只用於新教徒的倫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猶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了。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翻譯作儒「教」,但實際上應稱作儒家)。韋伯專注於探索中國社會裡那些和西歐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與清教徒的對照,他並且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展呢?韋伯專注於早期的中國歷史,尤其是諸子百家和戰國,在這個時期主要的中國思想學派(儒教與道教)開始突顯而出[26]。

 

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國的國家體制已經從一個鬆散的封建制度國家的聯邦發展為一個統一的、以世襲制度相傳的帝國[26]。如同在歐洲一樣,中國的城市成為了要塞或是領導者的居住地,並且也成為了貿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然而,與歐洲不同的是,他們從來沒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權,其市民也沒有特別的政治權利或特權。這主要是因為親戚關係的緊密連結造成的,而這種連結則是出於宗教信仰裡的祖傳觀念。另外,工匠的同業公會彼此競爭以向皇帝爭寵,而從來沒有試著聯合起來爭取更多政治權利。也因此,中國城市的居民從來沒有組成一個如同歐洲城市一般的獨特社會階級[27]。

 

較早的國家統一以及中央官僚制度的建立,則意味著中國社會權力鬥爭的焦點從土地的分配轉移至官職的分配,官僚的貪污小費和稅收成為了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國家有50%的稅入都流入了他們的口袋。帝國的政府則依賴於這些官僚的服務,而非如同歐洲一般依賴於騎士的軍事服務[27]。

 

韋伯指出儒教對於許多民間教派的信仰展現相當寬容的態度,而從沒有試著將他們統一為單獨的宗教教義。與一般形上學的宗教教義不同的是,儒教教導人們要順著這個世界調整和修正。「高等」的人們(知識分子)應該避免追求財富(雖然沒有貶低財富本身),也因此,中國變成了一個擔任公務員比商人擁有更高社會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國家.[28]。

 

中國文明並沒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權力極大的僧侶階級。皇帝自身便是國教地位最高的僧侶以及至上的統治者,但民間的各種信仰也會被容忍(只不過其僧侶的政治發展空間會被縮減)。這種情況與中世紀的歐洲產生強烈對比,在歐洲教會壓制了現世的統治者,而且統治者和人民所抱持的信仰都是一樣的。

 

依據儒教的學說,對於偉大神祇的敬仰只是政府的事務,而對於祖先的敬仰則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從的,除此之外許許多多民間的信仰都被容忍。儒教也容忍巫術和神秘主義—只要他們能夠作為幫助控制群眾的有用工具;但若是他們威脅到既有的秩序,儒教便會譴責其為異端並毫不猶豫的加以鎮壓(如同對於佛教的壓迫)。在這裡儒教指的是作為一種國教,而道教則是民間的信仰[29] 。

 

韋伯主張,雖然有一些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利的因素存在(長期的和平、運河的改善、人口增長、取得土地的自由、遷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以及選擇執業的自由),然而這些有利因素都無法抵銷其他因素的負面影響(大多數來自宗教):

 

‧. 技術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礎上被反對,因為那可能會擾亂對於祖先的崇敬、進而招致壞運氣,而調整自身適應這個世界的現狀則被視為是更好的選擇。
‧. 對於土地的賣出經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當困難
‧. 擴張的親戚關係(根基於對家庭關係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護家庭成員免受經濟的困境,也因此阻撓了借債、工作紀律、以及工作過程的理性化。
‧. 那些親戚關係也妨礙了城市特殊階級的發展,並且阻撓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規、和律師階級崛起的發展[26]。

 

依據韋伯的說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兩者都試著依據某種終極的宗教信仰設計人類生活。兩者都鼓勵節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與財富的累積相並存。然而,儒教的目標是取得並保存「一種文化的地位」並且以之作為手段來適應這個世界,強調教育、自我完善、禮貌、以及家庭倫理。相反的新教則以那些手段來創造一個「上帝的工具」,創造一個能夠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這樣強烈的信仰和熱情的行動則被儒教的美學價值觀念所排斥。因此,韋伯主張這種在精神上的差異便是導致資本主義在西方文明發展繁榮、卻遲遲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原因[30]。

 

TPEY 201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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